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上世纪50年代前中期,我国居民可以随就业进入城市自动入户,并自然享受城市公租房及其他相应的市民福利待遇。1958年后,我国开始实行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农转非”成为最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对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外,基本没有松动。

  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我国工人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抛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亿万的惊人积累,以至于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时,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他们身在城市,但又被户籍制度及其包含的福利待遇阻隔而成为受歧视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能平等享受市民权利。同时,他们又因无法在城市落户和拥有稳定生活预期而脱离农村,阻碍了农村的资源释放、集约经营和经济繁荣。

  尤为荒唐的是,随着农民工亲手建设的城市规模扩大和日益美化,他们的处境并没有随之改善,反而成为进一步被城市排挤的对象。由于投资、项目和大机关、大工程不合理地集中于大城市而造成的大都市的拥挤和膨胀,变成了排挤他们的新理由。在人口承载能力极限的“理由”下,大都市对高端人才引进的种种优惠同对他们的明显歧视形成对照。他们在春节期间短暂离开造成都市生活的极大不便乃至部分瘫痪表明,他们绝不是都市中可有可无的边缘人口。尽管如此,我们的都市一方面依赖他们被贬称为低端的服务,另一方面又傲慢地拒绝他们的正式存在和分享市民的福利和权利。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后代进入社会,贫富的代际转移日益严重。由于中青年农民大批离开农村,农村的教育资源和水平变成今天少有的比30年前计划经济时代还相对凋敝的个别领域。留守的几千万农民工子女既无父母的教育和关爱、督促,又缺社会教育资源的眷顾。他们勉强带在身边的子女,既无体面的生活生存环境,又受到城市教育资源的歧视,而且至今基本不能参加父母就业所在地的中考、高考。这样,优质教育资源几乎在各年龄段上都对农村户籍的子女关上了大门。高等教育中,大学本科生——更不用说重点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农村户籍人口比例,比改革开放前期乃至计划经济时代都直线下降。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被堵塞、封闭,这不仅带来对经济增长后劲的长期隐忧,也必然已经和还在继续强化贫富分化、机会不均和社会不稳定的紧张情绪。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在计划经济时代,储蓄存款利息是我国居民特别是一般工薪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由于储蓄存款和国债利息是垄断规定的,而其他一切向社会公众募资的固定回报形式都被法定为非法集资而遭到严厉打击,新近开始逐步采用市场化利率的企业债、公司债和地方债,又不对普通大众发行,这样,尽管民间的资金需求极其旺盛,但往往只能采取地下钱庄的高风险形式存在,令大多数民众望而却步,从而使他们获取低风险的财产性收入只能主要或仅仅依赖畸低甚至往往相对于通胀率为负值的存款利息。

  这种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现在人们往往把拥有财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与经营财产的投资收入相混淆。经营财产的投资性收入,是一种风险性投资行为,产生的并不是财产性收入。因此,买卖股票和住宅的投资行为,并不产生国民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增加值,因而并不纳入GDP统计。纳入增加值统计的是因拥有财产而产生的收入如利息和租金。由于储蓄存款利息是基本劳动大众的主要财产性收入来源,而今天的储蓄存款总量已经超过30万亿元,所以相对于利率市场化可能达到的固定回报收益,这种从社会最广泛的基层居民家庭向企业和银行的财富转移,每年都以数千亿元乃至上万亿元的规模在持续。

  过去10年中,小到县城大到一线城市,同一地段的房屋全部几乎无一例外涨了5~10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要小得多,是因为不断扩大被统计城市的地域范围),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在这10年中仅扣除公布的CPI就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统计的名义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偏低,并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误解的劳动工薪报酬占比下降,而是因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在国籍横比中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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